所謂自利集團，簡言之，就是以自身利益為最高利益的自我服務的利益團體。按照這一定義，國有企業已越來越顯示出自利集團的特性，這從三大電信運營商最近推出的降費提速方案可見一斑。

對降費提速一事可從兩方面來看，第一，中國移動、電信和聯通三大運營商為什么要推出降費提速方案；第二，方案究竟給消費者帶來多少實惠。顯然，三大運營方案的推出，不是來自消費者用腳投票，或者市場競爭，或者監管部門壓力的結果，而是直接來自總理的敦促。總理在近三個月內，多次督促寬帶提速降費，并且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出了五條舉措。先不論總理敦促運營商提速降費的目的是什么，事情搞到需要總理發話的程度，三大運營商再死扛，也不是辦法。于是在世界電信日到來之前，三大運營商匆忙出臺了各自的降費提速方案，名之曰：讓利于民。

然而問題來了，什么事情都要總理或者國家領導人發話才去做，領導人不發話，不表態，就不去做，這就不是一種正常狀態。然而可怕的是，現實正是如此。很多事情，如果沒有領導多次過問，發指示，甚至直接下命令，拖個三年五載一點也不稀奇。可問題又來了，領導發指示就一定管用？這一要看領導的級別，是大領導還是小領導，是直接管事的領導還是不直接管事的領導；二要看事情的性質和難度，若事涉利益，執行起來恐怕是要打折扣的。

以三大運營商的降費提速方案為例，自稱是“有史以來最大幅度的資費調整”。可從消費者的反應來看，高達近八成的被調查者認為運營商的方案無誠意，是在忽悠大眾。其中特別對移動所謂“夜間流量”優惠吐槽最多。總理的指示不能不照辦，但也不能真的大幅降費，這就是國企自利性的表現。

那么，國企是如何淪為自利集團的？這得從企業治理機制和結構說起。國企名義上引入了現代企業治理制度，表面上也有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這套機制，另外還有黨委，有的還有外部董事，然而國企真正服從的是中國特色的治理機制，即董事會、經理層和黨委三套機構的負責人在多數國企其實都是由一人擔任，這無疑使得三套機構的相互監督失靈。有的國企雖然董事長和總經理是由兩人擔任，在這種情況下，董事長一般兼任黨委書記，總經理則作為企業董事和黨委成員而受董事長兼黨委書記節制，因此，董事長和總經理的關系更類似于行政機構的一把手和二把手的關系，而在規范企業治理結構中，他們之間沒有這種上下等級關系，只是履行的職責不同而已。

可事情還不止于此。無論董事長、總經理還是黨委書記或監事長，這些職位并非是由市場遴選的，甚至也不是由國有資產的出資人——國資委選擇的，他們的最終選擇權來自于各級組織部門，組織部門當然也會考察他們的經營業績，聽從國資部門的建議，但組織部門任命企業領導遵循的是另一套邏輯。

這套治理機制會帶來何種弊端？一是不能把最恰當的人放在合適的位置上，從而造成企業家才能的浪費。二是導致外部監督缺乏，內部監督失靈。國資部門作為出資人和國有資產的監管者，由于無權選擇企業主要領導人，它實際上對企業的約束力很小，組織部門雖然有權選擇企業領導，但它又不負責考核企業的經營業績，至于企業的內部監督，更不可能。三是造成企業非經營成本大增，甚至使企業成為向某些政府部門輸送利益的渠道。而這一切，最終帶來的是企業的內部人控制，進而使企業發展成為內部人的自利集團。

內部人在國企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指的是企業高管對國企的控制，如果企業三個最重要職位都由一人兼任，那么無人挑戰這個人的權威，企業實際成了他的一人企業；如果是由兩人擔任，由于兩人之間存在著上下級關系，多數情況下會形成合謀，企業從而成為一人半企業。第二層含義指的是當企業員工利益與社會利益發生沖突時，把維護員工利益放在首位。這里的員工包括除企業高管外的其他企業職員，他們的利益也要成為企業決策者考慮的一大因素。如果企業決策者只考慮高管利益，而不考慮廣大職員的利益，它就難以得到職員的認同和支持。第三層含義指的是企業關聯者的利益。關聯者既包括企業的監管者或其他能夠影響企業領導人仕途的部門和個人，也包括與企業有重要利益往來的其他企業或親緣關系。他們的利益國企領導人也必須考慮。

就后一點來說，監管部門對三大運營商的降費提速方案是負有責監督責任的。既然企業有降費空間，而且是貫徹總理指示，那么，監督企業切實履行要求就是監管部門的責任。如果企業玩花樣，說明監督沒有盡責。因為總理不可能親自審查企業方案，但監管部門不同，它理應對運營商方案發揮監管之責。這不是要監管部門直接去干涉企業對方案的制定，而是提出原則和要求，企業的降費提速方案是否滿足該原則和要求。

這次降費提速民眾之所以感到實惠不多，感覺三大運營商是在騙總理，跟監管部門沒有盡到監管之職有關。從三家運營商的提速降費清單來看，據說基本與工信部公布的提速降費目標相匹配。企業自利性的一大表現，就是企業把自己的利益打扮成公共利益，而去游說乃至行賄監管者，俘獲政府部門。對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來說，更有動力去俘獲管制者，且它們個個都能量巨大，有條件和資源去俘獲管制者。從這個層次說，企業自利也包括監管者的利益在內。

一般而言，國企的自利性體現在這三個層次，國企首先考慮的是他們的利益。

由此來看，消除國企的自利性，需要打破目前的政經結構，改造企業的治理機制。但中國的特殊國情告訴我們，至少在可見之未來，在這一點上將會遇到很大阻力。然而，這并不意味著要完全放任國企的自利性。如不能改革國企領導人的任命機制，但要求它加強透明性是可以做到的，包括強化對企業的審計，這是加強企業透明性的一部分。加強企業透明性，目的是引進和強化外部監督，即社會對企業的監督。只要企業運營和成本利潤有足夠透明性，可以很大程度上抑制企業的自利沖動。另一方面是強化市場競爭。如果企業規模太大，將它拆分成幾家進行競爭。像過去的電信市場，最早只有一家企業，即中國電信，后來變成七八家，一直到目前的三家。加強市場競爭也包括開放市場，降低準入門檻。國務院這次對降費提速的五點要求中，有一條是推進電信市場開放和公平競爭，年內寬帶接入業務開放試點企業增加到100家以上。此外，仍然有必要強調加強監管。

具體到解決網絡“又貴又慢”問題，有市場人士分析認為，需要兩個條件，即技術進步和用戶規模的擴大。在這種觀點看來，目前中國資費較貴的原因是技術落后，固網寬帶落后美國約5年，廣電網與通信網在寬帶方面的有效競爭還沒有真正形成。而且從經營層面看，電信、聯通都處在微利階段。這種看法其實是站不住腳的。技術落后不假，但導致落后的原因還是缺乏競爭，中國電信基礎市場雖然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但競爭性不足，比如業界呼吁多年的攜號轉網至今未有實質突破，這導致移動先入為主的優勢長期難以打破。另外，在共同面對消費者時，三家亦會形成寡頭聯盟。如目前國家已經引入了“虛擬運營商”參與市場競爭，但“虛擬運營商”受到三家基礎運營商的限制仍然較多，難以施展。其實，從中國網絡用戶規模來看，已經很龐大，工信部數據顯示，截至3月，中國移動互聯網用戶已近9億人，其中3G用戶超過一半，4G用戶也接近五分之一。而三大運營商的利潤也頗豐厚，移動去年凈利潤高達1093億元，這還是受營改增、4G基站建設等政策沖擊后的結果，電信和聯通的利潤也各有177億元和120億元。需要澄清一個誤解，以為競爭會帶來企業利潤下降。它可能會對某個企業產生不利影響，但對整個市場而言，由于競爭會刺激企業創新，擴大市場，恰恰相反，它會帶來企業成本的下降和用戶規模擴大，從而提高行業整體利潤水平。

所以，要打破三家運營商壟斷中國電信市場的利益分配格局，目前最好的辦法是引入和制造競爭。